5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主办的“南国北师中文高端大讲堂”开幕，第一讲主讲嘉宾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兼珠海分校党委书记韦蔚出席讲座并致开幕辞，珠海校区中文系主任姚建彬教授主持活动。

韦蔚在致辞中表示，一百多年来，北师大中文学科学术雄厚，人才荟萃，新旧交融，教泽绵长，形成了坚守学术家园、致力现实关怀的优良学风。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是北京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一体两翼”战略布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基地。今年，我们开始建设珠海校区中文系，推动中文学科在南国落地生根，完善和提升我们的教师教育与教育科学、中国文化艺术、脑科学和健康、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经济管理与社会治理、未来新兴学科集群等六大学科群建设质量，培养新文科视野下的汉语言文学拔尖创新人才，主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的重大发展需求。南国北师中文系正在发展既新而又有特色的教育格局。

为此，在珠海校区举办“南国北师中文高端大讲堂”，计划约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来到这里开坛设讲，共同探讨前沿学术问题，展示一流学术成果，希望给南国北师的师生带来新思想，引发新思考，创造新未来。

刘勇教授讲座主题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鲁迅？”近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都时不时地出现“去鲁迅化”、“鲁迅大撤退”等类似的声音。鲁迅能被去掉吗？又能被撤退吗？这都是我们要深思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需要去读鲁迅。在讲座中，刘勇教授为广大师生展示了当代研读鲁迅作品的方法，并且围绕着鲁迅的价值、鲁迅的经典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独到而富有穿透力的研讨，回答了当下需要读鲁迅的根本原因。

鲁迅不是“新青年”

讲座伊始，刘勇教授首先抛出了“鲁迅不是‘新青年’”这个极富挑战性的论断，引发了线上、线下听众的高度关注。从年龄上看，以1919五四运动那一年为基准，鲁迅已经38岁，大于当时所有青年的年龄；若以当时的学衡派 “老朽”的年纪——29岁来比较，从年龄上看，鲁迅的确已经不是“新青年”了。但是，从作家作品的水平来看，鲁迅及其作品一出现就形成了整个现当代文学的高峰，而很多作家的处女作都没有达到鲁迅《狂人日记》的高峰。鲁迅的第一部作品的风格“很难概括”，这也正是其卓越之处。

刘勇教授引用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观点，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朝花夕拾》“整本书”的性质。作品可以一篇篇地读，但不要一篇一篇地孤立理解，而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和理解。因此，研究鲁迅的时候，不要把鲁迅研究成方方面面，而要从方方面面来研究鲁迅；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研究鲁迅的精髓所在。尽管鲁迅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研究时不应把鲁迅研究成“他既是教育家，又是哲学家、美术家，还是古文学家”。刘勇教授强调，虽然从数量上看，鲁迅的翻译成果很多，许多人也认同鲁迅首先是翻译家，但是从本质上看鲁迅是一个思想型作家。

随后，刘勇教授结合鲁迅的两部作品《孔乙己》和《药》，具体探讨了鲁迅为什么不是“新青年”。首先，刘勇教授指出，鲁迅笔下的“吃人”、“毁坏铁屋子”、“掮住了黑暗的闸门”都是一种文化修辞，是象征性的文化概念，但当下人们把“吃人”两个字完全作了字面化的理解，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是全面否定的，这种理解会在根本上曲解鲁迅的意思。其次，刘勇教授结合《孔乙己》这部小说，具体讨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他指出，孔乙己的悲剧不在于是否“吃人”，而在于他没考上功名。科举制度固然有其腐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一面。任何一个考试制度都有其问题，所以，认为鲁迅是借《孔乙己》否定科举制度的说法，至少道理上不充分。另一种观点认为，鲁迅是借这部小说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传统观念，刘勇教授认为这也值得商榷。古往今来都是“工程师画圈圈，工人打井”——这就是传统的日常生活，劳心者和劳力者并非是对立的，劳心者也并不等同于“统治者”。再次，刘勇教授对《药》这部小说一明一暗的双重线索、双重主题进行了分析。不同于传统的认为暗线比明线更重要的观点，刘勇教授认为明线更重要——鲁迅想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很难发动的，人民群众是很难觉醒的。即使是在作品完成很多年之后，我们身边仍有人大喝红茶菌、大打鸡血针，鲁迅笔下的现象和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消失。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成熟的人，读鲁迅的作品会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在鲁迅作品的关照下，时空凝固了，我们感觉不到时代的发展，因为鲁迅作品中出现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

刘勇教授指出，现在很多学生不喜欢鲁迅、读不懂鲁迅，是很正常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学生们不喜欢鲁迅不是鲁迅的问题，而是当下的学生尚未具备喜欢鲁迅的心态，尚未具备喜欢鲁迅的阅历。鲁迅的价值不在于其作品有多少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鲁迅的作品价值在于真正懂他的人。鲁迅作品的读者需要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和成熟的心智。刘勇教授引用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话指出：“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在刘勇教授看来，这个“时机”，主要指读者人生阅历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从经典的角度来说，读得懂读不懂，鲁迅都是鲁迅；鲁迅不在乎你喜欢不喜欢，不在乎你读不读得懂。同样地，很多经典没有为大多数人了解、熟知或是阅读，但其经典的地位和价值并不受影响，经典与读不读、得不得奖都无关。

鲁迅的作品不是用来读的，鲁迅的作品是用生命体悟的

刘勇教授提到，尽管鲁迅不是“新青年”，但是他为青年人做了很多事情，他也非常关注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五四新文学、新文化是一个特殊情态，它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大爆发。五四一代人不仅放弃原来的专业投身文学，而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家都胸怀天下，想要报效祖国。鲁迅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鲁迅把文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所以，鲁迅的作品不是用来读的，鲁迅的作品是用生命体悟的。

为什么说鲁迅的作品是要用生命体悟的？有些中小学老师认为鲁迅的语言不够规范，故提议降低鲁迅的作品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比例。刘勇教授借王富仁先生的话指出：“鲁迅的语言是最人性的语言，而最人性的语言对中小学生才是最合适的。”很多人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却经常纠缠在表层。随后，刘勇教授结合鲁迅的《藤野先生》《伤逝》《离婚》等作品对鲁迅的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解析鲁迅作品背后的深意。

刘勇教授提到，现在很多人喜欢把鲁迅和其他人的作品相比较，但是鲁迅的作品是值得反复品读的，尤其是年龄大的人会更喜欢鲁迅。梁实秋和林语堂更多描写人生的小痛苦、小不幸，但是鲁迅面对的是大问题、大悲哀；少儿作家的作品可能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很难感染到年龄比较大的人。独立思考的人是要看几百部经典的，在阅读过程中，人们把鲁迅作为比较对象，本身就证明了鲁迅的水平。鲁迅绝大多数作品的结局都是死亡，展现了鲁迅对死亡的描写与思考，这是因为他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活着，只有体悟过死亡的痛苦和绝望，才会真正懂得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向死而生。当代作品中与之相通的是余华的《活着》，亲人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才能让人明白能够平淡地活着，甚至是孤独地活着，都是很可贵的。这也是一种向死而生。

刘勇教授还指出，痛苦造就了鲁迅，痛苦也造就了萧红。文学和苦难在一起。对文学来讲，苦难是一块料子。没有哪个女作家经历过萧红如此多的苦难，也没有人有她作品的伟大之处。随后，刘勇教授也提到了萧红这位女作家的一些经历，介绍了苦难对于作家和文学作品形成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鲁迅是绕不过去的

刘勇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具体讨论为什么鲁迅是绕不过去的。一是鲁迅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至今始终很难被人超越。二是很多研究仍把鲁迅作为参照，这也表明鲁迅开拓了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格局。

首先，刘勇教授结合《阿Q正传》这部作品来谈。刘勇教授指出，阅读《阿Q正传》首先要关注的是细节：阿Q没有名字，这一细节表现出鲁迅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刻理解，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一无所有的人。随后，刘勇教授具体介绍了阿Q的经典内涵的三个层次：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一无所有的人；阿Q是一个自欺欺人、苟活麻木、令人憎恶的国民灵魂代表；阿Q的劣根性是整个全人类的问题。

刘勇教授提到，阿Q性格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存在具有某种合理性，揭示了一种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凡人都具有自我心理调节功能，因此，阿Q的问题和“精神胜利法”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鲁迅作品中揭露和批判的问题并不是指出了就能直接改变得了的，因为那是一种更深刻的文化问题。阿Q不仅是经典的艺术形象，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深深存留于人的精神层面中。就这个意义而言，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更深刻地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中。

其次，刘勇教授纲举目张地解读了鲁迅最深刻的两句话九个字。第一句话是“从来如此，便对吗？”。在刘勇教授看来，这句话凝聚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邃思考。第二个是词语“拿来”，它体现了鲁迅对未来的判断。

最后，刘勇教授和在场师生讨论了“去鲁迅化” 的想法。在他看来，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就有人在鼓吹这一观念，但真正有思想、有内涵的人是不可能支持或是鼓吹这种论调的。虽然鲁迅和很多人有矛盾、有恩怨，但是从没有私人恩怨。中国没有哪个作家被关注的持久度、深度和广度超越鲁迅。

讲座最后，刘勇教授借周有光的一句话进行总结——“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西方国家对于其民族或国家中伟大作家的尊重和关注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今天应该更关注鲁迅，继续思考他在百年之前提出的那些问题和思考，而不是遗忘它们，更不应该把一个会思考的文学家尘封在历史中。对鲁迅，我们既要怀有一颗崇敬之心，又要怀有一颗平常心；我们不希望鲁迅离去，又希望他离去。